国家治理能力视野的制度建构、改革创新与科学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历史的新高度,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辩证地包涵了制度建构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与科学发展能力等在内的三重向度。制度建构能力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改革创新能力是治理能力的推进过程,科学发展能力是治理能力的既定目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保证这三重向度的有效运行,又要促进它们之间的协同与创新发展。     

风险与治理:资本与舆论的博弈模型与现实解释

舆论场是意识形态激荡的主要场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舆论被嵌入作为整体社会力量的资本的运作规划,而资本天生逐利性背后的思维逻辑、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日益深刻地影响着舆论走势,促发资本与舆论由应然状态下的互动转向实然状态下的博弈,解构并重塑了传统的传播格局。资本与舆论的博弈成为当前公共话语空间中的现实景观,这是时代变迁带来的传播转型,更是推动舆论顺势识变、因势求变、乘势驭变的重要机遇。通过对个体间的博弈策略分析,构建博弈矩阵模型,从博弈论视角透视资本与舆论博弈的潜在风险:资本意志的渗透,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削弱;资本私利与公共利益对抗,导致媒介公共性异化;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合谋催生的泛娱乐化,导致公共理性隐匿。面对愈加智能化、隐蔽化的资本影响,需要规范资本准入体系,权衡舆论场资本布局;优化资本伦理秩序,创造抵制私利导向的舆论生态;深化技术善治,引导公众回归价值理性本真。这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在舆论场健康发展、成为舆论场的有益参与力量,是不断淬炼新时代的舆论张力,实现舆论对国家向心力、凝聚力、认同力正向构建及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有效维护的治理思路和方法依循。     

从“数据”到“数治”: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与政策的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是当前乡村建设的新趋势,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技术快速发展与政策滞后的挑战,需要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和政策改革。通过对东部Z省乡村的近距离观察,以实地田野为主探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和“数治”,以及技术逻辑和政策逻辑的有效协同逻辑。从技术与政策的张力出发,分析了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理论和操作层面的问题:技术主导导致政策无法及时适应,形成“数字嵌入失衡”,政策滞后限制了技术的发挥;在操作层面,管理与服务、数量与质量、进度与实效的平衡成为关键问题。由此,提出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强调技术与政策的协同发展、政府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以及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兴形态,正经历着不断迭代的阶段,为更好地抓住数字化改革的机遇,需要关注乡村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与政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要强调技术逻辑与政策逻辑的有效融合,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需要充分考虑技术与政策的协同演变,政府政策响应速度的提升亦至关重要。     

政治过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政策制定过程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

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由于政治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政策制定过程存在大量交易成本。借助于经济分析的交易成本理论,建构出政策制定过程交易成本分析的基本框架,厘清政治过程交易成本的构成与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可以为理解政策制定提供一个新的、合理的解释窗口,提供政策过程微观政治分析的可能,从而为节约交易成本,改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无论是对现有政策的评价、不同政策的规范化评估或是替代政策的推荐等,都必须认识到制定政策面临各种交易成本的约束,这些交易成本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效率,使政策制定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而是许多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政策是政治博弈均衡的结果。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

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中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低社会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单一线性的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模式,这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发展困境与提升路径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已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提出了研究生教育治理分析模型来理解政策议程设置,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方面出发,探讨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焦点事件初具条件、治理主体权力矛盾以及政策共同体作用有限是目前阻碍政策之窗开启的重要原因。为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政府需关注问题源流,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高校融合政治源流,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治理方式;导师参与政策源流,提出研究生教育治理完善之策。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现状与发展分析——以相互依存理论为视角

当前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国家与市场关系,这其中既充满合作也带有竞争。从相互依存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从成立至今在政治与经济层面所获得的正面效益以及所遭遇的诸多问题,以对其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应通过对国外主权基金进行适度的防范、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完善风险控制机制以及继续增加透明度等措施,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以使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发挥更积极的影响。     

云南省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云南省的大型企业集团是伴随云南国有企业改革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到2011年8月为止,云南省销售收入超百亿的大型企业集团已有15户。但是,云南省企业集团公司的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法人治理结构尚存在不完善,集团内部宽紧适当、效能充分的管控体制尚未形成,公司治理的外部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文章提出了要深化企业股份制改造,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企业集团的内部控制和协调机制;健全企业集团外部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公司治理完善对策建议。     

治理变革与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能够促使政府寻求在体制改革外切入改革深水区,印证了世界对效能政府、民主政治、公平正义、治理变革的公共诉求。治理变革是从世界性治理趋势出发,结合我国治理的引入与实践,为政府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实现公民参与意识、扶植民间社会组织和扩大政府间合作治理的途径。